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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10月底去印度，11月中旬回京，我在印度待了17天。头10天是NGO的交流项目，5天在德里，4天在北部喜马拉雅山脉里，和当地的学者、社会活动家、非政府组织代表对话，主题是关于中印的气候变化政策、环保等议题，1天去阿格拉参观了泰姬陵和莫卧儿前期的王宫。
后7天是私人旅行，先向东，在瓦兰纳西1夜，加尔各答2夜，再折向西南的孟买2夜，回德里1夜。
匆匆忙忙，和此前两次在欧洲一样，是走过场式的，带有功利性目的的旅行，既把最该看最值得看的地方排座次，再根据时间的考量，决定顺序。行程与路线安排，主要来自朋友陈思的推荐，他在印度留学多年。行前我在MSN上和他聊，只告诉他我的时间和预算，1分钟内他就给我设计了这条路线。
他给我设计的是火车加飞机的形式，这样可以省下好几天的住宿费。很遗憾我在行前完全没准备，到订火车票时，已经错过时机，只好订飞机，反复折腾，成本增大不少，这是后话。
匆匆而行，应该说，很难有独到深入的体会，是故只能写一些粗浅的个人感受，平常的细节不详述，若有兴趣，可用谷歌搜索去印度旅行的路书，会更有帮助。

见印度共产党
“请中国的朋友们也唱首歌吧。”像巴依老爷的长胡子老爷爷说，他的眼镜片很厚。那天晚上我们在他家里席地而坐。一边是我和其他几个来自中国NGO的朋友，一边是当地的知识分子，记者、工会代表什么的。带我们去的印度NGO负责人阿瑟夫说，他们全是印度共产党。
其实他不用介绍了，因为一进屋我就看见墙上挂着格瓦拉、列宁的像。老爷爷家在德里北部，喜马拉雅山脚下。在山那头的尼泊尔，毛派闹得正凶。
对方代表里有个当地歌手，是个短胡子大叔，他唱了一首据说是女工运动歌曲，曾经在印度很流行。曲调婉转、悲怆，可是我心里还是想笑。
见鬼了，跑到印度见共产党。我想。
对方提出让我们唱歌的要求，咱不能含糊，我和同伴你看我，我看你，想不出唱什么。我记得很久前在黎巴嫩也被人要求唱歌，那次我唱国歌，唱到一半居然忘词了，好在别人也听不懂，后来我唱的崔健，花房姑娘。
“唱国际歌吧”巴依老爷给我们出了个主意。
唱就唱。我们几个人装模作样地唱起来。我发现，也就是我记的词儿多。
这还只是开头。唱完，鼓掌，对方开始问问题，一个一个问。
“我们很想知道，毛主席以后的中国怎么样了，现在的中国人怎么看待毛，怎么看待共产主义，现在的中国社会主义者在干什么？”巴依老爷起了个头。接下来的几个问题我基本都没听清，印度同志们的英语太有地方特色了，我只听到列宁啊，资本主义啊，历史啊这些词，最后一个问题我听清楚了，某大学社会学教授问“我想知道你们的土地政策是什么样的。” 
我心想，按日程我们的交流主题不是气候变化么。
后来我们开始给印度的同志们介绍党史，具体讲了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依稀记得自己的态度有点不负责任。
而在交流完吃饭的时候，又有个人过来问我，中国的失业率是多少，我说对不起我是搞国际报道的，你问我中国外交我还能知道点。可是他又问我一个什么率，我只能说对不起我不知道。

喜马拉雅山里的水坝
我们在喜马拉雅山里转了4天，就为了看那座叫DERI的水坝。当地人因为水坝迁移，水位上涨，造成农田流失，生计成问题。水坝规模跟我2008年在岷江转悠时看到的差不多。在印度，据说这是很大的一个坝。
当地的律师给我们讲了那条江的历史。他说在现代印度建过之前，那地方一直是由附近的莫卧儿王朝的君主统治，谁来了都一样，对当地的老百姓生活没太大影响。现代印度立法把当地的山、河流收归国有，修了水坝后，禁止当地人用水库里的水，尤其是禁止用于灌溉。
这给我启发很大。我以前从没这么想过问题，既在前现代社会，所谓公共资源的界定是不需要清晰的，大家共享，也牵扯不到管理的问题。在现代化，被立法为国有资源以后，实际上就变成了中央政府才能享用的资源，当地人则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付出，如果不能得到补偿，就被淘汰出局。
从建水坝至今，一直有社会活动家帮助当地人和政府斗争，水库对环境的破坏，比如造成山体滑坡、塌方等也作为一大罪状。现在，气候变化的观念也被引入。据说河流到水库时的声音和以前不一样，当地人觉得这是气候变化造成的。说心里话我觉得他们不一定真正了解气候变化。
印度人问在中国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中国当地人又怎么处理。我心想，我们肯定不如你们，你们能抗争，能去找议员。

泰姬陵牛逼不需要理由
想了好几次该怎么写去泰姬陵的感受，是开门见山还是循序渐进，是抄村上春树还是学普希金，基本上不考虑王朔，在这么牛逼的建筑面前玩解构，太愤青。
后来想明白了，怎么说不重要，对于举世无双的泰姬陵而言，丝毫不重要。她连时间都打败了。

从德里到阿格拉，也就是从19世纪北印度的都城到莫卧儿王朝前期的首都，火车4个小时。彼时，我看过照片，知道很美，看过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知道两个小孩在泰姬陵骗钱偷鞋子。没多想。这些年看过不少中东风格的建筑，尤其是格兰纳达同样举世无双的阿拉汗布拉宫，有点审美疲劳。
按计划，这是例行旅行。像过去一样和火车站的司机砍价，像过去一样躲过围上来的导游。泰姬陵的导游都是小伙子，很帅，会和你热情地打招呼，指引你到外国人购票窗口，还要和你握手。他们说你要排很久的队，而他们知道条近路。哪怕反复说了NO，已经排到大约400多米长的队尾，他们还是要说，嘿，给我400卢比，我带你进去。我很有自信地知道他们不过是可爱的骗子。
哥见得多了。
长队沿着三层楼高的红墙延伸，墙内是泰姬陵，我看不到，当然也感受不到她的存在。
前一天，我上维基补课，知道泰姬陵是莫卧儿王朝的皇帝沙贾汗给自己妃子造的陵墓，盖了30多年。后来沙贾汗被自己的儿子囚禁，从囚禁的房间可以看到泰姬陵。
这算牛逼的爱情故事，而阿拉汗布拉宫也有个牛逼的爱情故事。阿拉汗布拉宫的男主人，安达露西亚最传奇的国王兼诗人穆塔米德和爱妃伊塔米德的故事。穆塔米德为了解除爱妃的乡愁，在窗前种满雪白的梨花，而伊塔米德为她的丈夫写出如下的情诗：我要你，我的爱，像疾风一样到来，来耕耘我的身体，至少给它三次灌溉。后来，国王被流放到摩洛哥，爱妃陪他走完一生。
去年夏天，我跑去西班牙的格兰纳达看阿拉汗布拉宫。很明显，她青春依旧，风情万种，又落落大方。每走几步就看到她新的舞姿。有时是错综的空间分割构成不同的舞台，各种风格的廊柱则是伴舞，窗户也在变化，将光线切割成不同的线条，而最美丽的是无处不在的纹路，就像是刻上去的音乐。而在我看丢了魂儿的时候，忽然豁然开朗，花园切割成简单的长方块，围墙单一的浅黄色嵌着几个四方的小窗户。一股泉水从花园沿着饮水道引入堂室，这是从中亚到安达露西亚通用的空调。抬起头，很期盼从对面阁楼的窗户中伸出一个身影。刹那间，心情舒缓得有些忧伤。
你可能不信，离开阿拉汗布拉宫下山时，我觉得自己好像错过一段爱情，从此分离。
说这些，其实是想说，当我在泰姬陵外排队时，多少不报太多期望，哥阅尽人间春色。
排了半个小时队后，我走进大门，再前行200米，左手边是座红色门楼，典型的伊斯兰风格建筑，中间是拱形大门。
这时候没什么可想的，穿过去，看着一块白色渐入眼中，然后，我不敢迈步了。那时候周围都是人，以各种姿势拍照，可是我觉得好像世界在变得安静，我在变得安静。我觉得我永远都不想到那个地方，那里好像不是一座坟墓，而是遥不可及的珠穆朗玛峰，神秘、宁静。
我把相机端起、放下，不停有人进了摄影框，打乱构图，遮挡光线，不过不重要，一点也不重要。
从红色的入口到泰姬陵，大约500米，每一步都有人按动快门。同样，每一步都有人停下来转身，让同伴为他或她拍照，让自己和那座洁白的建筑停留在一个画面里，也有人抬起胳膊，手指向下，仿佛捏住泰姬陵顶部尖尖的塔尖。
而走得越近，我越明白，这都是徒劳的。无论镜头对着那里，无论谁站在她的面前，都是徒劳的，任何人在审视照片时，第一眼都只会看到她。对，只有她。而任何拍摄都无法捕捉到她，因为她是那种连时间都可以打败的建筑。
我见识到什么叫永恒。
我相信这也是沙贾汗的目的。他肯花30多年，耗巨资盖陵墓，一定是因为他想打败时间，没有别的理由。这哥们戎马一生，机关算尽，赢了很多，占有很多，可是，无论敌人、朋友、荣誉或者王国，都会灰飞烟灭，被时间打败。这些他大概都玩腻了，觉得无意义。他一定很寂寞。
或者反过来说，恰恰是因为那些事在当时太有意义，而意义是有寿命的。反倒是越抽象越纯粹越无意义的事情，才会打败时间，才会永恒。
泰戈尔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泰姬陵是永恒面颊上的一滴眼泪。他是个明白人。
说点题外的，我带了冰心翻译的那本泰戈尔诗选，如果翻译准确的部分至少有70%的话，那我觉得泰戈尔做个时尚作家还可以，拿诺贝尔奖，似乎有点被高估了。（这一点得到我的偶像阿乙老师的认同，嘿嘿）
沙贾汗挺幸运地，，因为他找到了能理解他的建筑师。
走过第一个水池时，我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我想，如果可能，就在这里坐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也是可行的。别的都不干，就坐着看她。我有这个耐心。维基上说，泰姬陵的颜色随时间变化不同。而据说夜晚的泰姬陵门票比白天的贵许多。而我想，也许这些也不重要，哪怕立刻扭头离去，只看一眼也可以。对于她来说，一眼和一个月的关注，没有区别。
周围还是好几群游客在拍照。一个老头跟我打招呼，打手势，要我做出虚抓泰姬陵顶尖的姿势。他是个拍照片的，立等可取那种。
我有点烦，跟他说了句，你一点都不懂泰姬陵。他嘟囔了一句走开。我不期望他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只是想说。
也许我这样做是不对的，起身时我甚至想，若我是女子，有人愿给我建这么座墓，立刻自杀也值了。当然，只是想想。
接下来的一小时里，我跑到泰姬陵内部去参观，看到大理石墙面上乳白色的玫瑰花纹和红宝石绿宝石片在墙上镶嵌的花纹。它们守护着妃子和国王的石棺。
可是我的心情不在这墓地里面。我只想远观。进来前我也犹豫过，要不要如此近地与她接触。
或者这些也不重要，周围形形色色的人，有当地的，有外来的旅行者，我变得安静，开始以另一个角度想问题，能够让不同种的人都过来看她，这是好事。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到底阿拉汗布拉宫与泰姬陵，哪个更美，更永恒。

瓦兰纳西一夜
在德里遇到个华为的哥们，聊天时他说要是没去过瓦兰纳西，就等于没来印度，那地方天天有印度教僧人的祭祀表演。于是我就去了，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我只待了一晚。
瓦兰纳西在恒河边上，是印度教最重要的圣地。据说唐僧他老人家曾到此地观光，写回忆录时还专门介绍过。
瓦兰纳西机场到市区得20公里，为了省钱，我和俩老外拼车。其中一个西班牙姑娘是钢琴教师，去年就来过。在车上闲聊她说这地方很安静，她这次利用假期，打算待3月，打打义工什么的。
我遂一路幻想恒河边古城的美妙，那里一定神很多。
可是，当走到旅馆的时候，我很庆幸自己只订了一晚。我知道如果有去过的同学看我这么没文化这么不负责任地说话，会很愤慨，会鄙夷我。不过，兄弟我真受不了三步一屎，苍蝇满天飞啊。这里神再多，也没屎多。
屎是牛屎，准确地说是圣牛的屎，很大，一坨顶两到三坨人屎。这地方比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还要脏10倍不止。好吧，我只能说这地方基本属于前现代社会，没有现代公共卫生的观念。换一个说法是，这地方牛可以随便拉屎撒尿，人不行。
好在旅店很干净，大理石地面。房间很简单，只有床和电扇，单间没窗户的合人民币十几块钱，我为了选个有窗的，只能要间大床房，房价翻一番。推开窗，能听到对面寺庙里念经的声音。我花了好大力气说服自己出门转转。
前两天读意大利人的侦探小说，主人公是中世纪最后一个，文艺复兴头一个文学家但丁。讲他在弗洛伦萨当执行官破案的故事。书里有个细节是但丁走路时要小心避开马粪。这让我一下子想起瓦兰纳西。
两个城市有点相似，大多是前现代的高楼，狭长而不规则的小道，旅行者人手一份地图，走几步就得看看，否则就会迷路。我想，如果但丁在瓦兰纳西，一边走一边绕过牛粪，当然还有牛的时候，他会想家的。
好吧，有文化的同学，拿弗洛伦萨来比较瓦兰纳西，你总不能说我看不起这里了吧。没错，只要不用肉眼，而是用相机看这座城市，它真的很美，很古老。
夜晚祭祀的仪式不必说，恒河边上打坐的印度教居士不必说，日出下的庙宇更不必说了。我只能说，我看到恒河时，首先想到的是，它并不清澈，有点脏。对于当地天天在恒河水里洗澡的人来说，水脏不脏显然不重要。他们在修行。
印度人真吃这套。电视里专门有电视台讲印度教，每时每刻地讲。我还看到过一个节目一群人扮演成印度教的神仙开会，就跟西游记里的天宫似的。

加尔各答见华侨
要想理解英国人在印度干过什么，就得去加尔各答。于是我去了，这地方的出租车至今仍然是50年代款式，比中东的二手车还要古老。顺便说一下，我在街上看到过一家缝纫机专卖店，装饰精美，像奔驰车的4S店一样。
在加尔各答，我用了大半天的时间看维多利亚时期的街道、建筑，参观博物馆。报摊上全是奥巴马的面孔，据说他要到加尔各答来。
维多利亚纪念馆很值得去，那里有太多关于英属殖民地时期的线索，可惜我没有时间多待，只抄了些有趣的人物名字，待以后有机会研究。期间我看到个19世纪成立的以研究亚洲为目的学术组织，好象也叫亚洲协会什么的，和美国那个亚洲协会名字差不多。傍晚我恰巧路过了这个组织的办事处，就跑进去发名片，顺带想要点干净的水喝。可惜对方很谨慎，只发给我他们出的书的名录。我翻了一下，里面关于远东和中国的资料很少。
吃完晚饭，我从单身星球的《印度》一册中发现有个地方叫中国庙，旁边还有条路叫孙逸仙路，就赶了过去。
那个庙是个妈祖庙，很破落，庙门紧闭，周围都是印度的穆斯林居住。而意外地我发现有中国字儿的店铺，是卖酱菜的，老板是中国人。他的门帘已经拉下一半，就要收摊，我说能不能聊聊，他说没时间，介绍个印度雇员带我去巷子里的会馆。
接下来就是本次旅行最大的收获之一了。
会宁会馆。门口一个华人大叔往里走，打招呼他不理我，索性厚着脸皮跟进去。里面两桌人在打牌。会馆里也供着妈祖，装饰着木雕，这种雕饰在广东福建一带很普遍。
我施展浑身解数，和大叔大妈们套近乎。讨水、递烟、吹牛皮。这帮人压根不知道有家报纸叫《南方周末》，还好意思问我会不会说粤语。我已经连最后两根中南海都递出去了。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旅途我没有中南海抽，这简直和没有中餐吃一样难受。
耗了快半个小时，终于来了个大叔和我对吹牛皮。这位大叔50来岁，是个牙医。后来聊开了他说自己是亲大陆派。我还笑他，有啥好亲的。前两天在读关于海外华人的书《炎黄子孙》时，我才理解亲大陆派的意思是什么。1949年国民党赴台，大陆变色，全世界的华人跟着分了两个阵营。随后几十年一些地方的排华，其实也包含着亲台派对亲大陆派的排斥。
大叔介绍，60年代中印战争前，印度有差不多10万华侨，中国在加尔各答也有领事馆。战争后华人倒霉，到现在还剩下不到1万，以广东和福建居多。大叔却是湖北人。祖上在抗日战争时向西逃难，一路以修牙为业，见火车就上，一直走到加尔各答。
大叔的兄弟姐妹，在红色中国成立后，有些回国上学，算是支援国家建设。我却忘记问中印战争对这些回国的印度华侨是否造成了影响。
大叔说，加尔各答的牛肉和牛肚很好吃，全世界头一份，现在还有中国人跑过来进货回国加工。可惜我当晚要去机场，错过了牛肚。
他还说在加尔各答西边这两年建了新的唐人街，做加工皮革的生意。我知道，按照印度教的教义，这是低等种姓做的工作。
走时我和他要了名片，如果有缘，我一定要找他带我去吃牛肚。

孟买碎片
大概是因为二战的缘故，我在孟买看到的维多利亚时期建筑，比在伦敦看到的，要多许多。仅由这些建筑，就可以感受到当初英国人数百年的苦心经营与投入。孟买应该是大英帝国的东方起点吧。从孟买向西，经苏伊士运河抵伦敦，在100多年前大概是大英帝国最繁忙也最为关键的海外航线。虽然还没有机会做更深入的阅读与研究，我已经被孟买的建筑感动了。
从立场上，我们应该对殖民主义持批判态度，私下我也觉得，能跑到几千甚至上万公里外干出这样的事情，这不是一般人。
孟买有个红灯区，单身星球上说这是亚洲最大的，而且在19世纪就有，为当时的海员提供服务。那个啥，我就去观摩了一下。兄弟无能，找红灯区真不是长项。折腾半天，我才到了地方，福兰街。
可这地方简直就是一个乡镇市场，比发廊都不如。街道两旁几个站街女，基本都很丑。连本报编辑男扮女装都比他们漂亮。人在异乡，难免要上一些当。这次当，最给力。
顺便说一下，在印度十几天，我见过的勉强算美女的，不超过10个。
每次在印度看电视我都奇怪，广告里那些女的，皮肤一个比一个白，眼睛一个比一个大，鼻子一个比一个挺拔，身材一个比一个性感，为嘛现实世界只能用崩溃来形容。
找红灯区时还有个插曲。我路过一个药店，问路。主人和伙计都很友好，我们就聊起来。主人是个带黑色礼拜帽的老头，问我觉得印度怎么样，我犹豫没说话，他说是不是觉得脏。我谨慎地说，不是非常干净。后来再聊下去，主人说他是祆教徒，从伊朗过来的。祆神庙就在店旁。
我一听来了精神，跟他说我去过伊朗，还到祆神庙去看过。他有点不相信，因为在印度的祆神庙门口都挂着牌子，只有波斯人能进。
我说，在中国也有祆神庙，是他们萨珊王朝的王子逃难到中国修的，当然也可能是另一支粟特祆教的人干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聊起婚姻。他说他们祆教徒只能在教内通婚，结果现在数量越来越少。全印度不到2万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印度已经是祆教徒最大的根据地了。
想当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堪称帝国的国家就是这帮祆教徒干的，地跨欧亚利比亚三块大陆，那时领头的是大流士。至萨珊王朝灭亡，祆教被伊斯兰教灭了，1000多年萎靡不振，也不知道他们自己怎么想未来。这个教，似乎从来只在波斯人中传播过。
走时，老板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药店的名字，阿胡拉，这是祆教善神的名字。
由于红灯区和沙滩都很脏乱差，我实在没勇气去贫民窟转转了。基本上应该和《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中的景象没差别。后来坐城际铁路离开市区去机场，要穿过平民窟，大约40分钟的车程，一路都是异味。
后来在飞机上俯视孟买，可以看到成片成片的铁皮棚户区，以蓝色为主。据说这个地方一半的人是文盲，这可不是个好现象。

德里
德里印象深的有这么几件事。一是刚开通几个月的地铁，和北京一样，也要查包，甚至更严，要搜身。入口还有沙包堆的工事，有穿军装的拿着枪躲在里面。最有趣地是，地铁车厢里有避孕药的广告，广告语是吃我一片药，三年怀不上，够狠。
另一件是在排灯节的夜晚，在路旁看到吸毒的少年，地上一堆火柴，几个小孩躺在地上，手里摆弄着锡纸，面前一根蜡烛。拐个弯就有人祭祀焚香。
排灯节是印度教很热闹的节日，放鞭炮，放假，见面打招呼说排灯节快乐，和我们除夕夜的气氛差不多。
第三件则有趣地多，是在住的旅舍。同屋8个人，我赶上一伙苏菲派艺人，他们来自拉贾斯坦，靠着巴基斯坦的地方。他们刚从哥本哈根一个音乐节回来，赶到德里，准备给访问印度的奥巴马表演。他们给我看他们和印度总理前总理的合影。
我猜这是因为我和他们说了我是记者的缘故。可惜，录音笔没电，没能录下他们的歌声和弦乐。
其中一个大叔盘腿坐在床上（床是上下铺那种）拉KAMAYACHA，这是一种拉弦乐器。声音听上去就像从几千年以前发出来的，感觉和地中海东岸的音乐很像。这是我喜欢的那种声音。
以前看过本书说，欧洲的乐器和远东的乐器，绝大多数是从中东世界传过去的，包括小提琴、吉他、二胡、笛子之类的。我觉得这事靠谱，很靠谱。
好吧，再多说一件，巴哈伊教的莲花寺。我的偶像及老师黄章晋说过，在中国农民和知识分子信基督教，官员信佛教道教，国际化人士和时尚人士信巴哈伊教。我的另一个老师说过，巴哈伊教在联合国的某些机构渗透很厉害。或者换个说法说，巴哈伊教的教义天然和联合国有共识。
巴哈伊教在世界上有7个大寺，总部好象是在以色列。这个教源于伊朗，是伊朗现代化思潮的产物，今天在伊朗还受到打压。
莲花寺，顾名思义，建得像莲花，寺外还有水池。遵照导游的要求，我们进寺要脱鞋，要保持安静，而且禁止拍照。
寺内和教堂有些相似，但没有十字架。所谓参观就是进去随便在某排座椅上坐下，感受安宁。
基督教教堂给我的感觉是，很神圣也很压抑，总有个焦点，你得时刻把自己内心像祭台上的祭品一样放上去。礼拜寺则不拜物，面对麦加方向，按照仪式冥想就好，礼拜殿并不压抑。而巴哈伊教这个教堂，感觉则是很柔和，四周的墙和天花板不会带来任何的压力感，很适合让自己的心念释放出来，达到安宁。
我挺喜欢的。也是当时一闪念，给国内一个信巴哈伊教的姐姐买了个小礼物。

记一次堵车
说来你不信，我在印度看到最好玩的事情不是和印度共产党一块唱国际歌，不是踩到圣牛的粪便，不是在清晨到恒河看人洗澡，而是一次堵车。

那排灯节前两天，我和一伙中国NGO代表从喜马拉雅的山里出来，住到圣城瑞诗凯诗。第二天早上我睡到9点才起，头4天在山里，我们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圣城瑞诗凯诗是个镇，以瑜伽著称，建在恒河两侧。9点半，我们离开酒店，在河边转了一圈，跑到吊桥上向河里喂鱼食。桥很窄，人、摩托车和驴走桥，猴子在人的头上，走桥的吊索。河水是黄的，两边建着不少印度教庙宇。
我没什么心情，身上脏的不成样子，顾不上去河边的银器店购物，只盼着早点回到德里，去旅店洗衣服，上网，休息。此前4天，我们每天早上5点起床，吃完早点上车，天黑下车住店，中间偶有与当地人交流的环节。不怕笑话，兄弟从08年5月，再没过过这种苦日子。若早知如此，很可能吓得不敢来印度，晕车、山路、操他妈的咖喱、休息不好、冻得感冒，全赶一块。（即便现在想起，还心有余悸。）
大约10点多，我们离开瑞诗凯诗，看路牌，这里到德里不过230公里，一路平原。我以为，怎么下午也能到了，谁知道，到旅店时，已经是晚上9点半，也就是说，这一路，除去吃饭、休息，我们走了差不多8个小时。
这是因为路上总是堵车，不停地堵，且和以前遇到的堵车不太一样。
第一次堵车在城外的桥上到来。我们抵达时，已经堵了几十辆车。车道是双向的单车道。我们的司机并没有按规矩排在等车队伍的末尾，而是义无反顾地冲向逆行的车道。后来有几辆车跟着我们向前。等车的司机见我们上去，有的抱怨，有的愤怒，有的却挥手，示意我们赶紧，那意思似乎是在说，哥们你丫有种，上吧，看你死得惨不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我们后来的确是和对面的车顶上，不得不做退让。
与后来的几次堵车相比，这只是个小小的前奏，考虑到这一点，我决定把细节忽略不计，只说解决问题的关键人物，我们的领队阿瑟夫。
在陷入僵局的时候，阿瑟夫下了车，和穿军装的指挥说几句，又不停地和身边的司机交谈，或者说，嚷嚷更准确。我想跟着下去照相，被萨碧娜拦下。另一个穿军装的走到车头和司机对吼几句，我们可怜的中巴就被勒令向后退，向后退。我看到阿瑟夫站到旁边长队的中间，一辆大卡车前头，义正言辞地遏制着它，和卡车司机对吼。他在用生命为我们捍卫刚刚露出的空间，我们顺利的插队了。
杂乱无章的交通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就像阿瑟夫，他需要下车和司机沟通，和指挥沟通，再和后面的车沟通，每次沟通都要大嗓门的喊出来，夹杂各种手势，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即时的行驶权。即使在红绿灯少见的德黑兰，也没见过这么玩的。
顺便说一下，后来我们看到，堵车的原因是桥那头有个军营，一辆货车要拐进去，它后面拉了一辆装甲车。
路过装甲车时，坐在后排的贝尼忽然说，在北京也堵车，前两天新闻说你们北京堵了7个小时。我心里说，是的，不过我们不会因为一辆车掉头就堵成这样。

经过装甲车不久，我们上了正在修的快速路，这条路双向有4车道，新铺的柏油路，我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看到时速一度保持在7、80公里每小时，心里美的很。
走了一段，司机突然从快速路上拐下，掉头走上一条土路。土路上双向都在堵车。萨碧娜说这是要北方邦与首都德里的交界处，要先去交过路费。
在国内当然也有过路的收费站，而且均在路中央拦着。眼前可不一样，收费站设在路旁。我想，这些印度人还真自觉。
堵车时我再一次见识了司机的技巧，他果断地从土路下去，走旁边坑坑洼洼的便行道，然后没多久就挤到了警察的身旁，没想到警察见他冲过来，反倒急着招手，让我们的司机掉头。司机和他争了几句才明白，收费站改在别处了。
可是后来我们再也没找到收费的，抽查的也没遇到。
扭过头，再想回到公路上，又要排好长的队。因为这是个三叉口，三条路上的车互相挡着，只能交叉着过。
我们英勇的司机这次依然选择走便行道，然后在即将上路的地方埋伏着，寻找上路的空隙。试两次，他就成功了。
有个插曲，在我们埋伏的时候，有辆相向行驶的车要穿过车流，司机是个大胡子。他一边按喇叭一边喊，让车流里挡路的车让出个空来，那辆车的司机是个小伙子。小伙子的车往后倒一点，就可以让大胡子的车通过，这对小伙子并没有什么损失。可是，小伙子不让，还踩了脚油。他扭过头爬在方向盘上不看大胡子。气得大胡子哇哇乱叫，吹胡子瞪眼。

天色渐晚，窗外的农田变成了一排排楼房。我们的车速从80公里/小时迅速降为静止经过的路牌显示，距离德里还有35公里。 
这是条双向4车道的马路，路中间有铁栏杆拦着。周围都是楼房，两旁有很多门脸，摆着花环、招贴画、炮竹、彩灯和神像什么的。我猜这地方对于德里就相当于昌平和北京的关系。
很快，我见到了从未见过的堵车景象，应该说这是印度最让我深刻的景象之一。
在道路上，我看到小轿车、中巴、大巴、大货车、拖拉机、三轮摩的、摩托车、马车、牛、三轮自行车、自行车和行人。大家都在拼命往前挤，任何空档在2、3秒内就会消灭，每一刻都有车或人避开主路，到路旁的便道抄近道。4车道根据路旁便道的宽度在5车道和8车道之间变化，时胖时瘦。周围的喇叭没有一刻是停的，虽然一点用都没有。
我想起在旅店看到过的电视广告，关于一辆两厢的小轿车，广告语是随心所欲的转向。这很现实。同时我也明白了头一天到德里看到的现象，很多汽车都把车两侧的后视镜合起来，这能瘦身。当然，也很容易推断出绝大多数车都是带伤的。
我们的印度教司机也开始不耐烦，只不过情绪丝毫不影响他果断地加塞儿和转向。一路他接到好几次电话，我猜是家里老婆催了。
折腾了大约半个小时，我们终于摆脱了堵车，路牌告诉我们，刚才走了不到2公里。车速上去，车里的人开始欢呼，我坐在头一排，对着身边的司机大叔说，您是一艺术家，博得车里不少人的认同。
我很累，又很兴奋。这辈子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不同种类的车和生物挤在一条道上。想想，在这种路上开车得处理多么复杂的状况。
我想起曾读过的书，比托马斯?弗里德曼牛逼10倍的《金融时报》记者记者爱德华?卢斯写的一本比《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牛逼10倍的书，叫《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这本书的一大观点是，印度有太多不一样的群体，是个共识太少，交流成本又很高的国家，所以它的崛起很奇怪。
我想，这条路就像是印度崛起的姿势一样，不同的车和人，当然还有牛，象征着不同的群体，而向前走，是大家的共识，很遗憾，彼此没有良好的沟通，也没有形成秩序，谁先谁后，谁左谁右。
印度人就像我们的司机，依然找到了向前走的办法。
很遗憾，我的兴奋是短暂的。在进入德里城区之前，我们又经过了三个一模一样的卫星城。
我真恨不得司机直接给我们开到德里机场，那是我一生当中最想念祖国的时刻之一。

从写第一篇国际新闻报道算起，至今9年。而我的印象里，关于印度的报道只有两篇，一篇是2005年关于藏南跨境河流发生堰塞湖，导致两国交涉的报道 [1] ，另一篇是关于印度某些地区反对可口可乐工厂过量抽取地下水导致农耕用水困难的报道，已不记得时间。

印度是中国邻国，自古互通商贸文化，目前同为新兴国家，世界第二人口大国，亚洲格局核心因素之一，应该说，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立场和利益诉求，印度都不应该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处于冷门地位。可实际上它恰恰又是我们视野中的“灯下黑”。

究其缘由，最为主要的，可能是因为话题敏感。比如中印战争、边界划定、西藏问题、 与巴基斯坦关系等等，党在外交上一贯正确英明神武，但谦逊，不许我们宣传。另一方面，则大概是东方民族的文化忽视问题，既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西方，美国、 欧洲等。这样的问题在中东、南亚以及东亚均存在。

最典型的例子，关于“东西方文化比较、交流”是个长期流行的研究课题，在所有东方国家都可以找到。但在不同的文明体中，所谓东方，均以自己的文明为核心，为代表。近东以伊斯兰世界，印度以南亚文明，中国自不必说。

这反映了东方国家的世界观念，其实是彼此忽视的。这也推演出，现代亚洲这个概念是否立得住脚。 [2]

所以，我想去印度的第一个理由就是想为未来做准备，谁知道哪天党不谦逊了，我们可能有报道空间？

报道空间出现的可能并非没有，尤其是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去年我在哥本哈根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成员曾透露，巴厘岛以后，基础四国代表在2年来的历次会议上有个惯例，每天开完大会再开个大约半小时的内部会议。而在立场和利益诉求上，中印两国是最铁的。

另一个证据是，今年年初印度环境部长访华，印度大使馆竟然搞了部长与记者交流的活动，当然，主要还是面对在华外媒。在活动现场，我感到印度外交官的态度很友好，甚至开放。有趣地是，这位部长回国后，因为夸中国而遭到国内部分舆论批评。

第3个证据大概算是这两天温家宝总理的高调访印。据新闻他此行带了不少礼物过去，双方商业合作前景看涨。这是他自2005年以来的首次访印，和上次一样，还是先去印度，后去巴基斯坦。

我想去印度的第2个原因当然是，对印度好奇。我好奇的地方有4点：首先，印度发展的现状。以前周轶君姐姐推荐给我一本好书，《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作者是《金融时报》记者爱德华·卢斯。 [3]这 本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古印度很少像现在这么统一过，过去是北部印度一体，南部诸多邦国共存的文明体，而现代印度是被他者，主要是英国人造出来的国家。这 简直就是个先有国家后有共识的地域，这意味着，在印度，确立国家共识、确立中央政府的权威很难，国家各个层面的交流成本都很高。说得直接一点，任何立场、 观念或利益，似乎都存在强大的对立面。有人说YES，就有人说NO，有人说往东，一定有人说往西。

如果这个推论是正确地，也就意味着，在印度的政治家要想在全国层面去推动件事就非常难，这将对全国的发展造成很大困难。

有趣地是，后来在印度的经历加深了这个印象。当然，这也是个问题，既在去印度之前，我脑子里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后来通过比较，我得到的意外启发是，在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表面上看，交流的成本要小得多。

我并不是要为威权政府辩护，为了避免误会，我会在后面详述这个命题。

好奇的第2点是，西方在印度的殖民史。我看过与印度有关的另一本书是《亚洲史》 [4] ， 对 我来说，这本书最有趣也是最有收获的部分之一，就是西方列强在亚洲地区的殖民历史。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殖民者对于在印度的殖民地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比如 最早期是温文尔雅的，抱有美好幻想的东方主义者，他们以东方为西方的镜像，比较的对象，学习的对象。早期的英国殖民者喜欢给自己划个圈，自己活在圈里，印 度人活在圈外，除非必要，不与本地人做过多的交流，不介入当地的公共事务。而在19世纪以后，英国殖民者变了，他们开始扩大地盘，从口岸城市深入内地，介入内地的政治斗争，进而直接统治，我猜测这大概跟工业革命有关，游戏规则变了，能力变了，资源、市场的需求增加等等，当然这仅仅是猜测。

基本上由于教育，我们的印象里，殖民主义与殖民者基本就是妖魔，是邪恶的。但《亚洲史》中并不乏伟大的极具道义感染力的殖民者，更不乏电影《加勒比海盗》中杰克船长那样富有个人魅力的人物。我想，让我离开熟悉的故乡，跑到非洲赞比亚去殖民，这需要什么样的动力和理由？

可是，在我看来，我们对那个年代的理解远远不够，甚至是幼稚的。举例来说，在印度殖民地，英国人的地方禁止一般印度人进入。比如在英国人的公园门口立个牌子，写上印度人禁止入内。我很怀疑，英国人把这种习惯带入了中国，导致了那句传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传言。 [5]

所以我相信，在做简化的单一价值判断之外，应当对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做更深入的认识，不仅是认识当时的殖民者，也要认识被殖民者在面临外来因素时产生的反动。我也相信，通过中国与其他东方诸国的比较，会对理解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提供另一个视角，从而有助于理解我们自己。 [6]

我对印度好奇的第3个理由则是它对诸多文明的包容。说直接点，这地方神多，外来的神也多。我的个人兴趣集中在3个宗教，伊斯兰教的伊斯马伊利派，这个派别的历史变迁非常有趣，在中国，可能有一部分塔吉克族从属于该派，该派现在的领袖比达×&××赖小1岁。而在历史上，该派最著名的人物，是山中老人哈桑，曾让奥斯曼人和十字军闻之色变的好汉。据说英语“刺客”一词的词根就来自他。这个教派在蒙古人灭了波斯后潜伏到了印度。 [7]

另一个是祆教，萨珊王朝被大食灭掉后，他们也有相当一部分跑到印度。第三个是巴哈伊教，几乎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中唯一一个成功转型现代化的宗教。据说他们在联合国势力强大。80年代新疆有一些穆斯林直接转教为巴哈伊教。 [8]

我在印度注意到的另一个宗教是锡克教，本来很想去他们的圣地去看金庙，从照片看那真是人间罕见的美丽建筑，可惜时间的问题，错过了。 [9]

好吧，我在补充一个，关于在印度的中国人，印度人怎么看中国人也是我好奇的一部分。

[1] 即使在今天，这依然是中印关系的敏感话题。但老实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上游下游之争，大概是最古老的国际关系议题之一，有无数的先例原则可寻，而且基本上不是零和博弈。

[2] 说句题外话，这种现象会让东南亚显得非常有趣。因为东南亚地区是三个东方文明均渗透影响过的地方。在一个东南亚城市，可以看到清真寺、印度神庙、中国佛教、会馆、妈祖庙等等。我在越南看过很有趣地一个现象是，外面看是个印度庙，而内部供奉的，却是天后。

[3] 这 是我见过的国际报道记者写的最好的书之一，最可贵地是能够在写作上，将印度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方面融入一体，却不显乱。这本书让我对《金融时 报》肃然起敬。从成就上，我认为它比《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那本著名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高很多。当然后者也是好书，好读、好玩。托马斯老 师的最大特点大概是善于用最简单的语言报道。

[4] 关 于亚洲的概念问题，我的偶像及老师黄章晋曾有过论述，这里做点补充。亚细亚的观念，最早应该出现在地中海世界周边。据希罗多德在《历史》中介绍，他同时期 及此前的地中海周边居民把世界分成三部分，亚细亚、欧罗巴、利比亚。亚细亚的东部边界至多到印度北部的印度河，先被波斯人后被马其顿人占领到的地区，西边 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以西至直布罗陀海峡是欧罗巴，红海以西，地中海以南是利比亚地区。而希罗多德自己则认为埃及应该单算一块区域。

无论如何，那时候的亚细亚并不包括远东、东南亚 以及印度河南部的地区。现代亚洲沿用了这一名词，但范畴将近东、南亚、远东囊括其中。问题是，这种分法掩盖了内部的分歧。由于波斯人、雅利安人、蒙古人甚 至阿富汗人的征伐，南亚与近东勉强算融入一个世界，但远东只有在元朝的短短几十年与南亚近东被圈入同一个世界里。

有趣地是，现代亚洲运动会的起源，其实是两个，一个是远东运动会，一个是南亚运动会，主要的发起人分别是中国和印度，都是在20世纪上半叶，奥林匹克精神成为近代化潮流波及到两个地区的时候。两者其实是奥运会在各自区域的山寨版。只是在20世纪的下半叶，二者被奥林匹克委员会招安合并，才形成一个在表面上统一的亚运会，它的特点之一恰恰是允许地方特色的山寨运动存在，比如卡巴迪、藤球、武术等。这些运动往往是各地传统竞技与现代体育精神、规则的妥协产物，当然，也有来自殖民者的运动，比如板球。

经过数十年10几次亚运会的举办，地区性运动也渐渐有其他地区的队伍参与，这和亚运会的宗旨一样，体现了某种促进“亚洲一体”共识的努力，但会否成功，还需要历史检讨。很显然，这种努力程度的波动，与两地区的交流合作趋势相关。

[5] 去 年在采访时我曾问过一个研究上海近代史的老师，据她说，上海英属殖民地的公园门口确曾立着牌子，上有关于华人禁止入内的规定，也有关于狗禁止入内的规定， 但两者并没有写在同一条款里。考虑到英国人惯有的骄傲感和时代背景，歧视本地人的情况很可能存在，但明显具有挑衅性质的公开的侮辱性的规定却显得很反常， 因为它只会给在华英国人带来不安全，而不会有别的好处。

[6] 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近东至远东的近现代过程几乎是同步的，比如伊朗的立宪运动是在1905年，中国是在1906年， 观念和人的出现也有相似的地方。比如民族主义的出现，对传统的反思浪潮的出现及采用的修辞、理论等等，甚至可以断定，各国都有自己的孙中山。因西方世界的 刺激而近代化及对近代化的反动，这大概是亚洲国家与民族的最大共识。而且在殖民者将亚洲诸国联系在一起以后，各国互为镜像、比较的思潮也出现了。伊朗礼萨 汗与土耳其凯末儿的惺惺相惜自不必说。中国和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也曾相互勾搭，在加尔各答，就有一条路叫孙逸仙路。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印度及尼泊尔至今 还有毛泽东的粉丝。

[7] 前年去伊朗在张湛老师的引领下我去过山中老人的总部，收获很多，那是另一个故事，有机会再讲。

[8] 巴哈伊教起源于19世纪的伊朗，是伊朗什叶派受到西化刺激的产物之一。

[9] 锡克教基本上是吸收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攒出来的宗教。它的流行区域主要就在印度西北部，但从人口算，却是世界第五大宗教。